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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乘钻天猴出埃及记
　　
　　向荣兄：
　　 今天翻旧书本，发现扉页上有几行写于去年秋天北京的感想，权且抄在这里－－
　　“昏黄漠漠的阳台往外，人生景致的远处，祖国的秋天正在节节垂下，从古长城到丝绸路，从火焰山到太行山，我的无数坏情绪，正随着暖气和水，随着下面的喧嚣叫卖，在城市的金属管子里被纷纷敲响。那些愚蠢的青年时代、神经衰弱的大学生涯，正在秋色一张大席的掩护下，纷纷登上忽明忽暗的餐桌与餐器。
　　在各自的角落里发光发热，在各自的角落里发愁，在各自的角落里把秋天的大网挖坏一角。
　　我与其说与秋天的蟋蟀角斗虫唱，不如说仍是在挖土，在挖土的过程中神色狡黠、心情不定，像一匹惯于白昼飞驰的马，在预感的夜幕边缘，沿着荒原静静地惊走。
　　－－南苑机场北门以北五百米，赁居的楼上，十月”
　　这段文字，全是空洞的话。
　　又过了一两个月，在秋天的大网上空费了许多功夫，而转过年初，新泽西州立大学的通知书就来了，时间紧迫，要马上动身。我在这荒远的的南郊机场北门，住得也太久了，该是离开父母之邦的时刻了。我弟弟和母亲拖着两包行李往北边的首都机场去送我，我父亲病卧不能出行。
　　这样，在天色阴暗的黎明，我推着行李从机场的小口进去，母弟二人依在小口的冬天的铁栏上，痴痴地向渐渐混入人群的我望，渐渐地望不见我了，连我的行李也望不见了。
　　而我的眼泪，就几乎要淌下来了。
　　我上了飞机，人们互不说话，只听见空调咝咝鼓气的声音。
　　想说出什么，想笑出一笑，却没有。
　　不久，飞机突然失去理智地猛跑，不由分说跳上了天，我只好随着它疯了地飞，暂搁下我的心情不能管。
　　服务人员渐渐开始讲话，话声也渐渐入了我的大脑，把我从那离愁情绪中往外拔。
　　飞了一小时，好似一昼夜一样烦乱漫长，然后突然落在上海，人们纷纷下飞机，我不明就里，也裹着下了飞机，以为此次旅行就这样结束了－－兴许在我刚才飞行的时候，国家出了事，改了主意，冻结一切出国人员了。我也不打听，心想不出国也好，依旧回北京南郊的楼上去，并且几乎开始谋划回去之后的生活了。
　　然后有官员领着我们坐等，我不急，心想政府总会管好我们的。果然，开始排队交验护照，轮到我时，我想，她不会突然说我的护照是假的吧，或者她突然说，护照是真的，但我这人是假的。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给计算机输入了点什么，往护照上加了个戳，就还了我，示意我往前走，我还觉得兴许有点什么事不妥，但不待想，人就已这样出了我国的海关了。
　　夹在旅客之中，又上了原先的飞机，上海的早晨静悄悄的，两年前我曾经游过这里，带着对江左的好奇和少年情绪。胡思乱想之际，飞机忽又自作主张地猛跑，机身一摇，双脚跳上空空的天。
　　啊，好大好大的蓝天，好蓝好蓝的大天。
　　空中服务小姐们是纯净而勤快的，好似一把剪刀裁出，她们扶着小车一个一个为大家斟饮料。而大家各持自己的面孔、自己的愁事和自己的钱财、自己的来路与去程，不露声色，只喝饮料，似乎饮料正在高空中解决着人们的精神需求。
　　我的前方挂着一台小电视，放一些令人费神的画片，有时出现一张地图，从图上看出我们的飞机正在广阔的太平洋上吃力地吞食着路程，刚刚移到日本国的上空。
　　我往下望了望，似乎也没有感到地气的变化。半天云团像电影院里的一片观众，仰着头看银幕上我们的飞机飞。
　　一瞬间，我似乎也在电影上了，导演给我们每个乘客都安排了故事与命运。坐在我一旁的这个人，他的脑门上刻有皱纹，松驰的脸颊对一切漠不经心，他该是个背运的家伙？还是时代的宠儿？他……
　　我戴上耳机，在座位扶手上摸到开关，小心地调出信号，先是有人读报，等了一会儿，一个女高音用美声唱法在高空织网，用细韧的网丝捉拿听众，再是外国人说话，夹着干扰信号，忽强忽弱，像汽车不时地左拐弯、右拐弯，后来又发现小品，伴放着恣意的笑声－－我完全搞糊涂啦。跑了这么高，地面上的声音还是传上来了，天顶上也不能清宁。
　　闲烦无聊之际，就往小小的弦窗外睇望。我们仿佛置身海底，在礁石中间缓慢地嗅着方向前进，而我仿佛又像被关在电梯中失去重量，或者像一块猪骨头从有血有肉的大块生活中被剔了出来，无所适从，茫然自失。
　　飞机上的时光，同火车上一样，不能算进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我甚至怀疑植物在飞机上就停止生长。
　　外面仿佛是雨天，世界正下着小雨，零零落落洒个不停。
　　我被天狗叨到天上来啦，做梦一样。
　　看了看表，才过去五个小时。
　　“行行吾迟也，去父母之邦。”想到这里，我就叹了口气。
　　邻位的乘客掏出一本书在看，是描写中南海的高层故事的。我是一向不喜欢看书的，况且是在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
　　不知经过多久，天色渐晚，因为是东向飞，光着头的太阳疾疾西掠，“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天上使人愁。”我就又叹了口气，看见黄昏从大地升起，一直烧到空灵的高处。开饭了，空中小姐们推车一份一份地发，我们抬手接，身子捆在座位上，像不能自理的病人一样。
　　吃完饭，天已大黑，小星点点，像天狼的眼睛。倘使世界只有星，没有人，大家一齐多省心呀。饭后喝饮料毕，一些聪明人，抹了嘴，就奔到后排几行空座上，打横躺下，呼呼大睡。这是在实行“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的生活理想呢。
　　我没有睡意，醒意也没有，去国离乡，心境只不知如何安定，大约如鲁大先生所曰：“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一阵，也疲劳了，竟不再求索，沉沉睡去。
　　当天突如其来地变亮，左边的几线白云卷起海浪一样耀眼的白光，新的一天又苏醒了，玉皇大帝早朝的钟声在敲响了。我睁开人类的睡眼，舒活舒活自己枕麻了的曲肱，想计算一下国内此刻的时间，许是大年初二的下午，或是初一的子夜。几次演算，都得出互不相同的结论，我不懂天文算学，情知不济，却不肯放弃，因为我跟大本营失去了联络，成了断线风筝，没有失主前来认领，十分不安。
　　好在空中小姐又来认领了我了，可爱的空中小姐、健康的空中小姐，钟点一到，发饭发水，我们见到她们，就像监狱里的犯人见到美丽的曙光。我们都已经倦乏地打了蔫，而她们隔了一夜，精神笑貌仍然崭新，如同刚刚熨过，反是更加饱满水灵，看这个趋势，就是上甘岭上去困上十天半月，也不失一点水份。
　　就这样吃住都在天上，约莫也有十六七个钟头了，电视机的航行图上，我们早已经过中途岛、火奴鲁鲁，而客临美国西海岸的领域了，从弦窗下可以瞥见陆地的群山，青幽幽的矗立在云雾里，这是美国给我的第一印像，我更想起了“二十四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样的句子，只是纵然有黄昏雨，已不是浇向故园。
　　这将是多么陌生的别处，我积累的时间、空间和生命的经验与概念，都力不足以把握它。我只是身不由己地一步步向它冲陷，像是被白无常鬼捉了，去领受另一份，从新再来的天地。
　　上甘岭上的空中小姐给我们发了最后一顿午餐，又发了I-94表，填写自己的名字和此行的性质。分别在即，飞机像一个久醉不醒的汉子突然恢复了理性，向落杉机机场一本正经地滑下。
　　我仿佛梦游一样，推着行李车顺人流拐到海关的设卡。接待我的是一个落腮胡子，大脑袋的老家伙，像是海明威那样，他问了我一两个不打紧的问题，就翻看我的护照材料。这人可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美国人！
　　“来读书？什么专业？”
　　“人力资源管理，我以前就干这个。”我诚惶诚恐地说。
　　他伸了个懒腰，大肚子把椅子坐得咯吱直响，然后似乎从裤腰摸出个大印，一把扣在我的护照上，对我说：“欢迎你到美国来。”
　　我谢过了他，不分方向，推着车就走，生怕他再变卦。我是说，譬如突然他收个电话，说白宫命令，冻结中国学生入境，之类。
　　我推了小车，乱走了一气，才发现这机场大得简直暗无天日，无论朝了一个方向怎样走，总是转接到一个又一个的楼里，看见一家又一家不同国别的航空公司大厅，有时候外边的街道行人历历可见，然而就是找不到门，走不出去。这机场的面积简直有地狱一般规模，或许是人类在宇宙空间的太空城，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蜘蛛，坐在网上－－令北京的机场，实在相形见拙了。
　　我拿着机票，揣摸了好久，才知道我应该去美国航空公司的大厅转机。经过法国的楼、日本的楼，终于摸到美国的楼，单这一个楼，就有十几个华丽的候机大厅、几十个登机口。给我办转机手续的，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人，交割完毕，我就靠在一边打盹。一小时之后，排队上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上下三层，隆头耸肩，比来时的飞机大得多。寻号前行，发现自己的座位竟在最后一排再往后面的两个似乎可有可无的位子上。不多时，又一个中国女子也在我身旁边落座。除了我两个，满机乘客都是金发、褐发的美国人。我说金发、褐发是因为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脑勺。我和这女子受气巴巴地坐在机尾巴尖儿上，心想，这算不算是种族隔离。
　　正悻悻不乐之际，我同座的这女子忽然捂住胸口，脖子前倾，看那样子像要呕吐。她极力克制，大约经过嘴的一翻说服劝阻，要闹事的胃里的食物们终于纷纷解散，退了回去，不料这个小小的内部风波，竟被那远处忙忙碌碌的航空小姐一眼瞧见了。她一定是可以做国际观察家的。她走来，甜美和气地说：“有不舒服是吗？要叫救护车吗？”我一听，心想：“不用叫救护车，叫条湿毛巾就够啦。”
　　那同座小姐眼泪汪汪，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只是刚才飞得疲劳，有点晕机。”
　　那航空小姐奔来跑去，弄来水和毛巾以及药片，又拿来一瓶Ginger Beer，要她喝。
　　我以为此事就算完了，不料这国际观察家的航空小姐对工作一丝不苟，立刻向主管汇报，飞机马上就要开了，但她们上报的速度更快，主管又再向主管汇报。不一会儿，那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女和一个绅士一样一言不发的家伙就上了飞机找我们来了。
　　我因为这老妇人把我的座位号排在飞机尾巴尖儿上的缘故，就扭过脸不看她。明明我办转机手续很早，为什么偏偏给我最后一个座位，还有这个中国女子也是。
　　航空小姐介绍这老妇人说：“这是调度主管。”
　　她既然是这么老，是个主管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主管也要亲自在一线卖票，大约是体现官兵平等的吧。
　　那老妇人嘴角颤颤微微的问：“你是不是正患着病，要不要叫人检查一下。”
　　同座小姐摇摇头，说：“我没事儿。”
　　老妇人又问：“是不是怀孕了。”
　　同座小姐听不懂这个词，露出焦急的样子。老妇人就拿这话来问我。我心想这跟我有什么干系啊，就扭脸对这女子说：“她们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脸一红，说：“没有。”
　　“没有。”我说。
　　老妇人和那绅士交换了几句耳语，然后说：“我跟机长先生商量了，建议你们换下一架飞机，我看她经受不了再飞六个小时。”
　　“我看她再飞六个小时没问题。”我说。
　　“我们机组不能冒这个险，否则，一旦有事，我们和你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你负不了责，我们谁都负不了责，你们快决定吧，乘客们都在等着起飞呢。”那绅士一边发言，一边看表。
　　对方意见很坚决，让乘客们受累推迟起飞，也非我所愿，我就说：“你们对她讲吧，我并不认识她，不能替她做决定。”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那好，我等下一班。”于是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去取头顶的提包。
　　老妇人又道：“先生，你能不能陪她一起等下一班，我看她必须有人照顾。”
　　我刚要着急，又止住了，心想毕竟和她是阶级兄妹，当着外国人，更要团结一心。
　　我说：“好吧，我反正也不急。”心想，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我现在出国两万里，连四分之一飞机还没做呢。
　　那女子说：“你到纽约有人接吗？”
　　我说：“没有。”
　　“那好，就让我先生接我的时候也送你一下。”
　　“那就更好。”我取了衣帽，又下了飞机。那飞机兀自一声呼哨，像个大钻天猴一样，钻天而去了。
　　这女子走走歇歇，虚汗涔涔，挨到侯机厅，就一蜷不起。过了好半晌，恢复了一些，她就让我去买办一些吃食来。我寻到大厅拐角，有好些亮着霓虹灯的快餐台，我要了两杯可乐，两个面包干儿，那伙计竟往可乐里加了足足近半杯高的冰，看来是想在大冬天把我们用冰镇住。
　　交钱时候，发现总共这点儿饭水，花费是8美元，不料洛阳大米一贵如此。我一共带了四千美元过来，将够应付第一学期学费，而生活开销还没有着落，思想至此，不禁忧从中来。
　　这样愁眉苦脸地吃完金子一样贵重的面包干儿和汽水和碎冰，她又要我给她的纽约的丈夫打电话了，通知他推迟接站的时间。
　　我走到墙边一溜挂钟似的铁匣子的公用电话机旁，伸着指头念了几行上边的打电话须知，发现打本地电话，三分钟投币三毛五，而打长途则三块钱。我掏出刚刚买面包破开的一百美元，居然有几个硬币，拿近了细辨上面的小字，有五分的、一毛的、两毛五的，还有一分的。而这些硬币凑足三块钱却不容易。于是我往一个机场服务台上去问值班金发小姐，有没有电话磁卡卖，她说没有。我又问，那有没有收费电话，我的意思是，就像北京街头那种老头、老太太死盯着你，在一旁掐着表给你算通话时间的“有人执守公用电话”。
　　她又摇摇头。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问，就悻悻地离开了，心想连老头执守电话都没有，这哪算是美国呢？
　　走出不远，那金发小姐忽然喊我：“Sir－－”，声音细润动人，我想，这怎么会是喊我？！但方向明明是对准了我的。
　　我回头，她就正在扬了丰满的手臂，姿态优美地指着远处一台黄色的机器，说：“Sir－－你可以去那里换硬币。”说完，就收了手，改去扰垂在肩膀上的波光敛涟的卷发。我大喜过望，又觉得受宠若惊。走到那个黄机器上，又用手指着一行一行读了说明，就将五块钱的一张纸钞从一个细缝里放进去，“吃吃”声儿一响，那钞票就给自动吃进去了，红灯一亮，出现五元的字样，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认得这是五元的。
　　然后机器里面就发生了复杂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接着听见下面的匣子里叮叮当当掉出一大把硬币来。我大喜，连忙猫腰去拣。倘若是个傻子，肯定好奇得了不得，非要把身上的四千美元一张张全都塞进去，换成二十公斤重的金属镍币，才过尽瘾离开。
　　我捏着这些锃光闪闪的美国货币，心情忽明忽暗地走向“挂钟”的电话机，投足了三元硬币，要把连向纽约的号码拨通。而电话机上的最后一行说明，突然使我改变了主意。我从电话机里退出所有的硬币，而改按了一个零键，若干秒钟之后，听见有人对我说话，我问：“你是Operator吗？”她似乎被逗笑了，回答说：“当然是。”
　　我说：“我要打对方付费的电话，可以吗？请帮我接一下。”
　　她说：“是 collective call吗？”
　　我漫应了一声：“是collective call。”
　　她说：“你先拨100，再拨你的号码。”我说：“噢。”
　　她说：“你需要不要我帮你拨？”
　　“那最好。”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是212……。”
　　一瞬间，我又进入失神状态，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对话可以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这个和蔼的中年声音的接线女子，充满了迷一样的色彩。我不知道她人是在哪里，在洛杉机？在纽约？还是在别的州的电话大楼里面？我也不知道相比于我立在这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下，她是正坐在宁静的哪个角落，也许是一处高楼的地下一层，或者最高一层，可以俯望见甲虫一样的汽车从危楼下面排着队爬过。也许她坐在狭小的电梯间，带着耳机和麦克风，面前是计算机或者一大堆蜂窝样的插孔和电线。
　　我只知道她帮助了我，只按了下O键，就与这莫名远处的一个人连通了，一句叠一句地交谈。也许迟一秒钟拨这O键，就是换成另一个城市里的另一个人来接，她也许在美国南部，也许在北，也许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也未可知。
　　一段美丽的音乐从话筒里打断了我的游思，那个和蔼的声音消失了，片刻之后，换成一个中国男子充满警惕的问话：“哪位？”
　　我知道这是那女子的纽约丈夫了。
　　我们两小时之后重新上了飞机，这一次座位是很靠前，空中小姐都是三四十岁的美国妇女。这次自西向东横贯美国全土的飞行直至入夜才告结束。落地之后，在同样滔滔不绝没完没了的巨大机场游廊里走过，终于见到了纽约市郊的广大星空。
　　她的纽约丈夫果然在门口接，一同前来迎接的还有几个亲友。
　　这丈夫指手划脚地调度人们来搬她的行李，像是战场上不断传达十万火急命令的指挥员。他的眼睛盯牢了一件件行李，指导、纠正人们的错误动作，果敢而经验丰富，这些行李实在占去了他太多的精神，以至于来不及望一眼这远来的妻子。
　　因为他们几个人要与行李同乘一部车子离去，我就改到一个出口去等出租汽车，一个黑人大哥的车倾刻而至，坐好之后，他吐出白牙问我：“咱们去哪？先生。”
　　次日的中午，我在曼哈顿半岛上的这一个旅馆里静极发闷的房间醒来时，想了好久，才明白自己置身于何处！起床发了会儿呆，揉了揉眼睛，又摸了摸光着的脚，想说点什么，却又没有听众和主题，就无言走到窗前，看见车水马龙的二十世纪末的纽约，正卷动着巨大身躯，风尘滚滚地运动。
　　 97.11.7

请繼續~

2、在不努力岛努力
　　
　　向荣兄，
　　鄙人自阴历的正月初一出发，到在美国这里的新不软思维克城（New Brunswick）住下，离别北京，满怀着幽愁情绪，已经有半月多了，一定并没有出乎你的意料吧。
　　这期间约见了纽约的翁鸿元“元帅”，在中央公园看了松鼠和跑狗的土坡，在曼哈顿南角远眺了自由女神大象，以及其它外国人的文明，其余的剩下时间，纠其主流是闲在住寓的小楼上，往外推看每每的下雨和草野与天色日影的缓缓演变了。论起成就来，倒并没有。
　　 这边的结构，从社会气色到人类习俗，比我国的时下确有许多琐碎的不同──不过，离我们的先秦时代倒是挺酷似的！──割其一角来描述，听上去必然无聊，非罗列全貌不可。但我庸俗了，只好世俗之乐了，对于社会，不喜欢望闻问切了，好在杨兄之与美国，尽可从北京VCD店的图像资料中获得印像，可得省我在这是聒噪。
　　我负箧而游的校园，在不软思维克城郊外，幅可比清华园十倍，山温水软，草场起伏，高大建筑绝少，台馆坦荡自如，学生有男有女，不穿西装，系领带者更鲜有。然而鼻翅上着鼻环的却屡屡有，也有眉梢着环儿的，肚脐边儿串个小银环的。倘若看校报，就知道有学生组织譬如Lesbian（来此闭眼）协会──是女同性恋的大本营，正筹划换届选举云云，主席改设双女同领。又有佛灭密斯特组织（Feminist），也是女权主义者的乐园，她们鄙视结婚生子，并且正在声讨丈夫殴打媳妇的陋行，还有其它种种源于世界各地的信仰团体，神密教派，不一而足。学生们多自备汽车，路上绝少看见行人，凡有行人，也往往是曳狗而行的，或者似穿着辊轴溜冰鞋而跑的。鄙人有疾，鄙人寡钱，所以坐校车。美国人所长者，火器也，我们则以道德取胜，故虽坐校车而自习室而图书馆而教室楼，并不减灭优越感。
　　 近来所忧虑者，唯打工的事仍无着落，无法“养廉”，至有膏火不继之忧。一周以来的课余我总花钱坐车到纽约去觅个营生，足迹踏遍纽约三岛。三岛者：一曰曼哈顿、一曰困士（Queens）、一曰不努力（Brooklyn），以不努力面积为冠，而楼群热烈挺拔如瓶装春笋一样的，则非曼哈顿莫属。曼哈顿独占一岛，偎依哈得逊河，岛形狭长，佐以它岛，跃跃然，若阳具。鄙人访问了该岛南隅的中国镇，亦即唐人街，有弄堂仄仄，气氛若旧上海，从一间门面进去，是职业介绍所，好些操广东语的短工仔的后脑勺拥挤在里面，仰着领子看白板上贴的条儿，条上内容每贴大体如此：炒锅1千/月；费城熟手外卖1千六；熟手打杂八百；Bus　boy/　Bus　girl依阿华一千包住••••••。这 些 都 是 餐 馆 里 的 工 种 ， 而我们一贯所耳熟能详的涮盘子工作，其实已扬弃多年了，被先进机器来替代，只需将残渣剩碗喂进机器就功德圆满了，而司“喂”的工人多由墨西哥人民移入者充任，并不辛苦，有意无意之间， 一喂而已，操此业之墨西哥人民于此一举手间的得意忘形，溢于言表及他们的那一撮小胡子的角上，可以想像得到。
　　 我在短工拥塞的区域盘桓良久，颇有斯文唐突之患，兼以没有工作经验，不是熟手，属于老板眼中无利可图的一类，就掉头到哈得逊河畔华尔街一角的细楼底下喝咖啡去了。
　　 用过了午间的咖啡，嘴也擦了，低昂了一会儿，就沿了阴仄的隧洞乘地铁到困士岛上，去寻一两个报纸上讲的体面职业。困士岛去了，不努力岛也去了，希望却落空，唯见海鸥在地铁钻出隧道爬上高桥时的车窗外，洁白地飞翔，蓝天清碧透明，衬着明净的现代阳光，远处是有限的两三缕工业黑烟。城市宁静、固执地趴着，少妇们牵着狗，街角的觅食的“红嘴绿鹦哥”的灰鸽子像晒太阳的有保险金的老太太一样沉着、安详，以及追忆起郊外百多只肥甸甸的褐毛大雁落在水边草坡上曲颈拔草吃，更形成了动物界都比我更有依靠的观念。而城市像一只行军水壶，随在自私的行走者的屁股上一掂一荡的拍打着。
　　 我拜访了困、不二岛上的两家律师楼、一个电话公司、一个剃头铺、一个北京人在纽约开的假公司、两个传销公司、一个地板店、一个成衣工厂，在店员、老板、伙计、小姐之间想讨个生活──如同本世纪初的孙先行者在海外这一类华侨中间的伟大募捐一样──但我始终不得要领，有的认为我是男的，有的认为我条件高于所需，有的认为我不会广东番话，反正我自己也一时不想有什么着落了。
　　城市咝咝地冒着看不见的热气，美元都被吸进去了，我在黄金之窟一直掘不到一丝半厘。熙熙攘攘的人流，行色匆匆，被包围在暮色残风之中。这国家的高山长河都不是我所属有的，这家国的女子都不是我所可以知晓的，在一片傻瓜的树种里，数我最傻最无依无靠。我时而的忧郁都谈不上什么价值，在春天的一大块花布上，我落花如水，纷纷而下。
　　捏着报纸，扫视着大量的公司招聘广告，看见报上“北京倩女，新州推拿”的色情启示，不觉地就又下起雨来。如果就业机会就像雨水--我想劝劝天公重新抖擞，不拘一格降下工作，如果我就像种子，可以喝免费的雨水长大，如果我突然已不是我、突然……比如，一下子趴在新州被人推拿了什么的……思绪如乱云飞渡，不好整理，索性将它们统统丢在纽约，乘空调巴士，回不软思维克来。
　　 杨兄，这次离京来美非常仓惶，从拿到签证到出行，只三天间隔，本来临别我们应该喝一点儿酒，吃一点坛子鱼，但曩时你在故乡吧，所以竟不成。
　　我依旧不时回想起去年时候你我在清华的苦窘生活：你我在校北“古庙”读书，我的冬日用过的呢子大衣像基督一样漂在暮色向晚的风里的天井高处；以及每每读书入夜的时候，听见从隔壁传来的人间云雨的声音——你所谓的一对隔壁的野鸳鸯，租住在那里的；以及到繁星点缀的夜的墙角下两人立定了，把人间的尿水对着墙放出来，随后，拿出一只云南的烟卷点起来吸吸；一并后来我独自落居清华时，你摇摇摆摆地挟着一小袋书来看我，或者送你回你行走的官府里面去。那一刻，三号楼东的小杨林斜占去了大半个青翠的天，使人感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为人的孤独。好在这种孤独并不总泛到生人感觉的表面上来，尤其是不时囊中空溃，朝不保夕，就也更无暇感叹了。彼此都没有钱，只有性命两条，被套各一双而已，却担负了多么艰巨的人间使命啊，哈哈。
　　杨兄属意出国，盖有年矣，然述而不作，逆料今年或有所举动。鄙人虽未得尽掌晋人北门之管，亦愿意聊尽绵薄之力，促进中西方人物交流，完成杨兄西行宿志。
　　人间暮色此时已沉下，夜晚轻风虽每每是，可容将息者则有限，就此停笔，分头行动去应付吧。
　　
　　
　　98.2.28 在不软思维克城

3 “蹲监狱”须知
　　
　　向荣兄：
　　
　　现在这封信写了一半，就参加新生入学培训，陪着受了两天的训，回来之后，发现我还有，写过的一半的信却没了。现在只好重新补写，然而一点兴致也没有了。其信大意是我下飞机初到美国时，在纽约住了几天，其中作了些简单的徒步考察。第一次出旅馆到街上走，纽约人的步速很快，我更感觉怪怪的，像是到邯郸学步，并且不免疑惑：我就这么免费地在人家的国土上白走白看，会不会有人上来管呢。
　　
　　 曼哈顿的无数高楼像插在地上的一群群明晃晃的导弹，在阳光下闪闪着银光儿，随时会钻天而起。导弹之间的细隙，是深深的沟，沟底就是街道，人是小小的蚂蚁，在冬风舔净的时刻，行人也并不多。我穿行于密立的高楼底下，像走在山涧深渊里面，阳光也被遮得幽淡了。
　　 一直走到岛的南端，发现皮鞋还闪亮着，不沾一点儿土星，大约风从海上来，从河上来，从北方加拿大的森林来，所以并不运带尘土。自由女神举着火炬，搂着宪法，就在岛子对面，一河之隔，可以买渡过去，但我还是省了这几个钱。只花了一个硬币，从公用望远镜里了望了像的一点皮毛。
　　 丢掉的信大约就是这些意思。
　　住在纽约的同时我就去新泽西州立大学找房，预备搬过去，因为开学在即。找房也并不是很顺利的。以前我在北京租房，着重依靠人海战术，发动熟人朋友去打听。这里人还不熟，就到新泽西州立大学之的学生宿舍管理科（估且这么叫吧）一问，说是宿舍都预定光了。我看了一下宿舍楼的格局，是四人合用一个单元（Apartment），每人一个房间，十七八平米，厨房客厅合用，卫生间浴室也合用，一人一月三百多元。
　　据说这是不合算的。
　　在学校的边缘与新不软城交界的地方，也有一些商家盖的三层玲珑砖楼，公开出租，外面还有草坪，里面情况较学校宿舍差不多，然而入住的人员很杂，各民族、各阶层、各职业的人民都可能窝藏其中，这于我也是不美的，因为怕入住之后，发现室友刚好是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带有些半夜鸡叫、同性恋爱等等倒行逆施的习惯，那将是很唐突我这样的斯文人的，所以我希望还是住在大学里面，和校师生党委们在一起！
　　而学校里面，居然柳暗化明，还有另一种地下渠道可以找房。有一些中国夫妇在这里求学的，从学校租到两室一厅，但显然，以前国内生活的历炼使得他们有一个室就足以生存得很美了，于是他们想再找一个人来住余下的一个室，准确地说，三个人分担这房费。但这第三者入住，校方是禁止的，所以这些夫妇们就在Internet上化名发出个讯息，或者去图书馆、餐厅之类人多的地方，贴个启示，引诱第三者来找他们。
　　我从校内e-mail上收到了几个这样的讯息，打电话初步联系之后，就约我去他们家看房——也就是那两室一厅的一室。我去的第一家是一对青年夫妻，一进门，他两人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着第三者来。不用说，这沙发也是拣来的，因为公寓只提供冰箱、灶具和空调。
　　
　　 看了一下房屋情况，也不坏，然后拿出他们自拟的一个手写的纸条，说：如果你想住，必须履行我们的下列条款。条款如下。
　　《住房条例》
　　 1、通讯地址：不能使用本地址，请另开P.O.Box或自行解决。一切信件、邮包等不得寄往本地址。（目的是怕校方知道多一人——我注。）
　　2、入住前预交500元押金，一律现金支付。押金在房客安全搬出、交还钥匙、付清全部帐单后退还。如因房客在外惹事被人说出去导致房东被迫搬家，则押金不退。
　　3、住房基本要求：
　　1）安静：
　　a. 电视、音响及其它电器的音量适度，谈话、打电话勿喧哗（有关音量标准：关上卧室门后，客厅内听不到。）
　　b. 避免来访和聚会（标准：每次来访不超过四人，每周来访不超过一次，每月会客时间总计不超过四小时，周、月之间不累计。10：00pm后不得有外人逗留。）
　　注：如有特例请预先通知商量，最长留宿不得超过一夜。
　　2）干净：
　　a．厨房：少煎炸，做完饭后立即清洁操作台、灶台，不得将餐具、炊具堆放于水池内。洗菜、刷碗后，将水池冲洗干净，将污物放入垃圾桶内，以免堵塞下水道。避免往地上洒水、油等。洗手后，将手擦干。
　　b．做饭期间不得离开厨房，将柜门保持关闭。
　　c．浴室：洗澡和梳头后将浴缸和地面的头发收集放入垃圾桶内，不得乱扔。梳头必须在浴室内进行。未经甩干的衣物不得晾晒。
　　d．卧室：不得乱扔脏物、废物，请收入垃圾桶内，装满后及时倒掉。每星期必须至少吸尘一次，适当通风。人离开房间前关窗，以防风雨。
　　e．室内不许晾衣服。不得往墙上钉钉子（图钉除外）。
　　f．室内一律不许吸烟。进门后换拖鞋，将鞋子摆放整齐。
　　3）其它：
　　a．打电话时间：8：00am前不得常规来电话; 10：00pm前每次不得超过10分钟，不得上网
　　b．使用浴室时间：每次不得超过40分钟。
　　c．房东提供浴室手纸、厨房纸巾和擦手毛巾，请节约使用，擦手不得使用厨房纸巾。
　　
　　我将这些条件看完一遍，心想，这哪是在租房子，这不成了蹲监狱了吗？－－这条子简直就是蹲监狱须知。于是这一家就没有谈成。
　　 我去的下一家，主人男的叫陶睿，女的叫马志远，也是年轻的。男的先一年来美国，稳定了之后，把媳妇也接来的。媳妇来后，先打了一时期的零工，随后，也上学念书了，学的是计算机。好像这面所有的中国人都学计算机。
　　 这对夫妇的名字很有意思，陶睿、马志远，合起来念非常上口。因此，注定是要结成夫妻的。而且有点儿像相声演员的名字，比如报幕的出来了，念：“各位观众，下面请听陶睿、马志远为大家合说的相声——二房东的烦恼。”
　　 二房东陶和马，倒没有掏出那种蹲监狱须知的条子来给我看。只提了一个事，就是住在这里不要乱声张，因为学校不允许再分包让第三人住进来。每年偶尔有人来查一次房，到时候也要随机应变。比如，如果当时正好马志远和我在家，陶睿不在，那就向查房的人称我和马是夫妻。我笑着点点头说：“这个不难，要是正好陶睿和我在，而马不在，就称我们俩是表兄弟，要是正好你们俩在而我不在，就称你们俩是夫妻。”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陶睿说。
　　 “对，对，我差点搞混了。”
　　 随后议定，每月三百二十美元。我即刻从纽约旅馆里取了行李，准备搬进陶马家里入住。坐车离开流浪数日的纽约，向南一小时的路程，再回望纽约城，高高的摩天大厦依然如旧，就像一把细管毛笔，插在天边。
　　 有了住处，就又思想着能有一个电话。依了房东的指挥，我给电话公司（Bell Atlantic）打电话。电话打过去，就听见一个机器人在说：“申请电话，请按1键；查询帐单，按2；更改地址，按3。”我就按了电话上的1键，随后音乐响起来。听了一会儿，有声音提示说：“我们所有的业务代表都在接听电话，请继续等候，千万别挂，因为你的电话对我们很重要。”然后，又接着放音乐给我听。正听得正痴迷的时候咔嚓一下，一个活人的声音切进来了，她说：“我叫Lisa，我能帮你什么吗？”我就说，我想安装一部电话。她问了我的地址，又叫我把护照传真给她，还问我想不想要touch tone的电话，我不懂，她就让我听了一下拨盘式电话的拨号音，以及按键式电话的拨号音（touch tone）。一个咔咔咔咔，一个嘀嘀嘀嘀。我很奇怪，她又不会口技，怎么把这两个声音切换到话筒里面，让我听见的呢。
　　 我说我选touch tone，因为它听起来更文明一些。她又问我要不要早晨唤醒服务、堵住第三者电话的服务等等，并且报了价，我一概回答说不要，因为这样省钱。随后她又胡乱问了我一些别的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说电话一周左右后开通，并且告诉了我的电话号码。
　　 随后，她问：“Did I treat you respectively？”
　　 我一愣，说：“当然。”她就笑了，我也被逗笑了。电话也就完了。
　　 我按她的嘱咐， 到不软城的电器铺子里买了一只便宜的小电话机，10美元，看上去像玩具电话——这样也比较省钱。把它一头插进房间的墙上，过了一礼拜，它上面的小灯就亮了，我于是就在有了住处的基础上，又有了电话了。
　　 话费每月从Bell Atlantic寄来帐单，二三十块左右。打美国国内长途，一分钟一毛钱，打往中国，七毛八，也还不贵。
　　 电话安上不久，却没人打进来。等了好久，还没有。
　　 我觉得很受冷落。
　　 一天中午，我因为发愁，为生计和学费而发愁，就恨恨地去睡午觉。近来我的感想是，一出门去就要花钱，还是在家里睡觉好。正在借睡消愁的时候，电话响声大作，我连忙蹦起来，就听打来电话的一个美国男子说：“Mr. Zhang，你知道现在世界上正有许多小孩没得吃、没得穿、没有书念吗？”
　　 是吗？正庆幸自己并不孤独，他又好像念书一样哗哗地往下讲：“我们生产了一种饼干，二十五块钱一箱，我们正准备把销售饼干的利润捐给那些穷孩子。Mr. Zhang，你如果买一箱我们的饼干，世界上就有一个穷孩子可以上一年的学啦。”
　　我有些心动，正在摇摆，他见我不应，又哗哗地往下念：“好吧，如果你觉得二十五块钱太贵，你可以买半箱，这样，一个穷孩子就可以上半年的学啦。”
　　我心想，花25美元，也不会使我在目前穷困的基础上更穷多少；不花这25，也不会就富贵太多，于是咳嗽了一声，正要说话，就听他又念：“好吧，Mr. Zhang，你干脆买一盒，才5美元，怎么样，一个穷孩子就可以上到期中考试了。”
　　妈呀，我听到这里，我开始怀疑他的商人习性了，一切好像他都布置好了，5块钱一盒饼干，却不痛痛快快地讲，而从一箱讲起。
　　于是我说：“对不起，我也是个穷学生，我的钱也只够上到期中考试。再说你们要做好事，干脆把饼干免费发给穷孩子们吃不就行了。”他一笑，早有准备，他说：“我们目的在于让他们念书，将来好挣钱自己买饼干吃。”
　　我心想，依我看，穷孩子也不用念书，天天上当街玩儿去多好。我念了二十年书啦，还是没钱买饼干吃。
　　
　　 他见我顽固，也不勉强，就祝我今天过得好，然后挂了。
　　
　　 后来，我才知道打这些电话的，也都是美国穷学生，受雇于销售公司，算是打工。根据业务量计算收入。一般你不买，他也不会老缠着不放，只是他这样通情达理的代价，就是工资水平要徘徊不进了。
　　
　　再遇上类似的电话，我就说我是仆人，主人不在家，然后挂了，或者说我刚来美国，听不懂他的英语，让他拿我没办法，如果他要问我从哪儿来，我就说从日本。
　　渐渐发展到不论干什么坏事时，我都说自己是日本人，反正相貌上，同他们也差不多。嘻嘻。
　　

　4 苦庵学院的红裙子
　　
　　向荣兄，
　　
　　那一天晚上，我正住在陶马的家里摆弄我收到的骗人信。是这样，我们这个三层的公寓门口，立着一个大脑袋信箱，你从上面的口子里可以投入生信，从下面一家一格的取信口，打开锁，每天可以取出邮递员送来的熟信。红红绿绿一大把。有好些是商场寄来的Catalog（单页的传单），或者卷了的一本册子，上面印了诸如可乐、汽水、照相机的画儿，标着打折之后的好价钱，鼓舞你在指定的日期去买，因为只有在那一天才给优惠价的。还有一些就是Coupon，相当于打折卡,剪下此Coupon，到商场可以当钱用。
　　
　　还有就是骗人的信了。
　　信皮上赫然是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的。我又不是名人。信的大意是说：许多人足不出户就发了横财，诀窍就是加入了他们“邮寄发财密方”的行当。法门很简单,只要每礼拜寄出几十封信, 就可以坐在家里收钱了。需要寄出的材料由他们提供，但你要花几块钱来买才行。这就是它骗人的地方，如果你果真寄出几块钱去，他们就会寄来一大堆与刚才的信一模一样的东西，要求你把这些信寄给你认识或不认识的狐朋狗友人，请这些人也加入这发财行列，每人交几块钱给你，买你那发财的材料。你的狐朋狗友们继续往外寄出这种发财信，无穷无尽地寄出去，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地。如果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交几块钱的人也就多，那你作为早期创业者，就果真会发财。只怕别人并不像你这样热心，于是你交了几块钱，买了材料，想了些地址人名把材料寄出去，但就是无人上当。你只好恨这些人多疑，恨人心不古，而你交的几块钱，上一家虽然指天划地地许诺，说随时可以退还给你，但不到末日审判，恐怕也没人管你这冤枉。
　　我拿着这类骗人的信，正在心猿意马之际，就听见房东男陶在楼下哞哞地喊他夫人呢，房间里的女马立刻披了衣裳，下去迎接。
　　 原来陶睿在商场购物一次超过150元，商场乐了，觉得他优秀，就奖给他一只折叠床。当然这也是商场在广告里有言在先，否则他才不肯花150块钱买东西呢。他在这边学校里做博士后，博士后这种东西，也没什么学问好做，不过是在学校参加劳动，从事教学和试验，跟就业没什么区别，年薪两万多一点儿，还要扣税四千多，再交房租水电，扣出吃穿往行和汽车，一年下来依旧就不剩什么了，好在他们不敢弄小孩子。而他夫人女马目前只是假装干些活，在公司里帮闲，捞不到几个钱。所以，他们二人的生活，着实也只是停留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水平上。
　　 两个人平平淡淡才是真地吃了晚饭，男陶就发起知识分子的疯来，提议和我们一起到楼下的早春里去散步，并且偷一些花来养，聊解没有孩子的孤漠。他说白天看见Busch Campus一带的编篱上的金银花开了。
　　 女马和我便依了他，于是我和女马同他下楼去。应该是这么说，男陶和女马和我，下楼去。
　　 我们的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校园风光，的确是绮妮秀美的。首先一点是开阔广大。它有五万学生，共计五个校园区（campus），互相连贯在“不软城”的城郊河山里，面积有清华十倍许。而清华4000公倾校园，是号称国内最大的了－－当然保定的陆军学校可能比清华更大，因为他们把学生野战打靶用的那些山头阵地也算进去了。
　　 因为幅员辽阔，所以我们就有十二条校内班车路线，A线、B线，一直到GG线，学生上下课，往返食堂、宿舍，都要借助这十二条不同路线的班车。课间繁忙时刻每线班车每十分钟发出一辆，类似旅游轿车，有空调和皮具座椅，而且顶子很高，大约学生们个头也很高吧。
　　 “烤离子校区”（College Campus） 在五个校区之中最为古老，史称苦庵大学（Queen College），早创于1722年（我国正是大清朝）。建筑风格也是古老的，仿佛教堂石堡一样，建筑之间是古树的长荫和长荫下平展的草地。就学于此的都是师从艺术文学系。从事艺术的金黄卷发的女学生们，用红手帕裹了头发的，抱着硬皮书，三三两两，裙裾上的红格子在风里，仰头说笑着，经过古树的粗干和青铜的哲人雕像，在褐红色的古建筑背景下走下台阶，从硬石板路斜斜地再穿过草坪去，这种景像，就是我早先对于欧州古老大学的遐想。现在，她们的红裙子，却时时在苦庵学院（Queen College）这里，日日可以见到了。
　　 苦庵学院也有学生的艺术展，看了一些，很先锋，但个别不伦不类的也混在里面，有个日本学生就用一个茶袋，泡水之后，贴在一条木板上。水珠，混着茶叶末儿，沿木板流淌下来，弯弯曲曲，足足一米长。这就是他的作品，挂在展览一角。日本茶道发展至此，也是登峰造极了。
　　 在苦庵学院的学生计算机中心的门口，有候车的小亭子，亭子里的灯光，夜里也是亮的，亭子壁上贴着学生们的各种启示，买卖旧书本、计算机、车或者是找房租屋、演出戏票之类。也有学生在上面画漫画。A线、B线和L线的车都经过这里，所以每三两分钟就来一辆，男学生都很绅士，谦让女学生先上车，陌生人之间也如此，上了车，有座就坐，没座就站着。车窗上方有一根长绳，拉一拉绳，听见叮当一响，司机的车窗液晶就显示：“Stop Requested”，司机大哥－－一般是老黑人－－就会在下一车站给你停车。但一般他总是站站都要停的。
　　 有的时候车已经开出几米了，个别学生没有赶上的，譬如彼得，飞起喇叭裤，手里捏着一卷叫“Fat Cat”的快餐，屁股上的书包一拍一拍地，在马路上撒开脚丫子朝这车尾巴猛追。老黑人司机一定会停下来等他的，－－即便因此造成路上一时交通堵塞。大约人权总是要尊重的，彼得既然交的学费里包括了乘车这项目，那乘车权就得给他。顺便说一句，他的书包之所以一拍一拍在屁股上，是因为他们美国学生不论男女，都喜欢斜挎着书包，像我们从前在山区上小学那样，书包的长带子从左肩一直斜挂到右胯，好似解放军大跨步背着军用水壶。现在的小学生都背“双肩挑”了，避免压歪脊柱，斜挎的背法因此早已淘汰，但是美国这里却正时兴，不论膀大腰圆的莽汉詹姆斯，还是细花弱柳样的小姐琳达，都是斜挎书包、一拍一拍地走的，两只胳膊也一前一后地摆动，像电影上赶山路的八路军战士--摆动幅度大得有点夸张，气昂昂的，脸上是胜利的微笑，并且袖口宜宽，挥舞才有力气，裤角也宽－－牛仔裤口，以宽到能罩住整只鞋子为宜。这样上细下宽，使人像一把好大的雨伞，在路上一路扫来。而我们国内把手插在裤兜里探头勾背的走法，在这边还没有时兴，或者是时兴过了已经失传了。
　　 总之，行人不论怎么穿衣走路，都是要倍受汽车们的尊重的，同在一个小路口，特别是没有交通灯的，汽车总是停下来侯着人先走，哪怕三辆汽车都避让一个行人。所以人到路口时基本不用减速，闷头往下直走就可以。这一点，我初来很不习惯，觉得坐汽车的人是值得敬畏的，要避其锋芒，不料汽车也避我，双方就都不走了，对峙起来，直到开汽车的人摆手示意，我才迈步过街，而汽车一直等我过完街，并且确信我不会突然改主意掉头时，才启动。这实在很有我国尧风舜雨时代安详揖让的民风。
　　 从苦庵学院坐上L线校车，开上十分钟可以到“布什校区”（Busch Campus）－－途中要经过一条大河，比起我故乡那条滦河还要宽些，河水深湛，在蓝天白云的倒映下泛出幽蓝的光来。大河中央的沙洲上，往往栖着上百只的白色水鸟。每次路过，我都引颈贪看。这是多年来头一次凭临人间干净的河水，不受污染的，可惜是在美国。
　　 过河以后敞开的是微缓的山坡，密密的全是林子，林木压过车顶，但钻出这一小段，豁然开朗，是一万里的延绵起伏的草地和有限的点缀其中的楼台。说一万里当然是夸张，然而舒展直抵目极的草地与天穹，上下浑然一体，人是彻底地呆在大自然的衣服里了。这儿就是“泪纹似盾校区”（Livingston Campus）。不过呢，倘若全是野草，那就不是什么校园，最难得的是这一万里草坡，全是工人培植，修剪得齐齐茬茬，像镰刀割过，斜展在起伏的地脉之上，那绿色和广阔，几乎让人晕倒。即便是这残冬时刻，草仍是冷绿的，大约品种如此。
　　 我就在这个校园上课，造化待我，非常不薄了。一些台湾的学生和我一样刚到这里，就惊叹于地幅的广大和风光的纯净。这也难怪，他们以前圈在那个宝岛上，哪见得过天地之大。校园里还见到一些方头方脑的韩国学生，总好伤了一条腿，今天这条，明天那条，总有一根腿绑了石膏，架着双拐，一步一挪地。我就怀疑，他们从朝鲜半岛上来到这样的大天大地里，也是一样惊汉造化之浩翰，惊叹之余，就如撒了野的小羊乱跑，以至于总不免把一根腿子跑断了。
　　在另一个校园，“布什校区”，有大片大片的高尔夫场，橄榄球场、足球场以及不知干什么用场的场，都在草林掩映之中，也都是校方资产。而最远一点的Cook Campus，Doglass Campus，坐G和H校车二十分钟可以到，我还没有去过，据中国学生说那里更美，有小湖碧透可爱，林草也更秀气。生物系、药学、农学的系在那边。大约还有畜牧业的系，因为据说那边还有马，学生的毕业论文里，大约也会有“刷马的十五种方法”这样的题目吧。
　　 这所大学是新泽西州的教育机构骨干，在全美排在前几十名。我倒并不关心这些，难道我辈是需要借助学校教育来实现自我完善的吗？
　　 我和陶马在学校的晚间，采到了一些金银花，往回家走的路上，看见学校的警察开着直升飞机到了天上去巡逻。
　　 夜色清凉如水，活着多么美妙。
　　 当然，异国再好不是我们的，等我学业完成，拒绝了资本家低薪聘请，还是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生活吧。
　　
　　 98年4. 20
　　

5 卯是怎么画成的
　　向荣，
　　日前在网上看小说《金瓶梅》－－这竟是我第一次读到这书，也不知是足本还是洁本，总之并不有趣——里面有说武松在清河县当了“都头”，每日大清早要早起，去衙门里“答应上司”，“签到画卯”，然后再回家吃他婶婶（亦即潘金莲女士）做的早饭。
　　这里的画卯，不知是画圈儿还是画勾儿，用英文讲，就是registration（注册）。
　　没上过大学的人，对注册是怎么一回事，大约都带一点模糊的好奇，如同我们对武松画卯的画法，带有好奇一样。所以我不得不说说注册的法门，聊以弥补或许有人不曾上过大学的遗憾。
　　当初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每个学期都要注册一次——不像武松天天注册那么勤，但因此也没有潘婶婶的早饭可以吃－－我的那个小不点儿的学生证里面，有十个小空格，等十个小格注满了，就算是熬到清华的刑满释放，当然，也有熬刑不过，半途疯了，跳楼了，或者退学唱摇滚、唱校园民谣去了的。
　　注册，往往要在学期伊始，我们肩扛手提地，从五湖四海坐火车在二月的寒风料峭里回到学校，进了拥挤的宿舍走廊，把地上的积尘扫净，把旧报纸移开，把卷了一个寒假的铺盖散开，把大提包小提包的拉链拉开，屋子里就像开了杂货铺，可以看见祖国各地的风土物产。这些学生们的行李包，往往都是祖传的，上面有模糊的字样：“包头第一钢铁公司”、“河南洛阳毛纺三厂”、“成都兵器研究六所”之类，更老的上面还是文革口号。
　　我把这些仓忙的事草草收拾毕，就掏出粮本儿一样的学生证，喊上昆明来的一位同学一起去注册。这位昆明来的同学说：“等一等”。然后就走到门后，解开裤带，摸索起来。我知道，他的钱都藏在了防盗裤衩里面了，非要解开他的裤子是偷不走的，所以昆明一路火车过来，他尽可以安心地在硬座儿上打盹。
　　他从莫名其妙的地方扯出两张百元钞票，带着臊味儿，又把裤带系上，这是学费。学校早是不收学费的，后来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每人交二百元学费，就是改革政绩之一，实在是很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的。
　　清华园很大，学生们骑自行车－－就像美国的学生们要开汽车一样。寒假的时候，为了怕自行车丢失，就推进宿舍，开学这时候，要再推出去，车胎一般都已经瘪气了。我和他自行车推下楼，很费了大劲，脚踝也被车蹬子乱刮乱蹭了几下。十食堂的门口有一个电打气的皮管子，－－这也是高科技了。我们按住皮管子的头，顶在车轮的气门芯上，像强按着马喝水，管子就呜呜地给自行车灌气。然后骑上车，经过三教的林荫大道－－当时是秃树枝，往系主楼去。
　　我俩和乘一辆，我在他的后座上，骑跨着，两条腿搭拉着，尽管弯着，仍然快扫了地，衣襟轻飘起来，因而使他像是拖了一支大风筝在走。
　　到了学校主楼，学校主楼没有电梯，或是似乎有电梯也不让人用——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有许多东西都是不许的，宁可摆在那里，比如机关大门永远是关着，只留小门走人。大约这就是常见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吧。
　　我们上到四层，看见正门挂着大锁，也不许通行－－它永远是挂着大锁的。于是从旁边小门挤进去，又进了教务科的门，里面是国营单位办公室的样子：两张沉重顽固的大而斑驳的写字台，两把方硬的木头椅子，两只旧暖壶，两只茶缸子，两个老师正在那里神色阴沉着——好像在那里已经呆等了一辈子似的。
　　我们连忙陪着小心把“粮本”和二百块钱递上，两个老师不作声，我以为他们是不会理我们的了，然而虽然不作声，也不看我们，他们还是把“粮本”拿起来了，打开，不知从何处摸出一枚章子，盖在“粮本”里，然后收下两百块钱，给了一张收据，还好，没有“拖”“硬”“卡”。收据一拿到就一颗心踏实下来，否则，生怕他一不高兴，说什么资料不全，什么政策又变，让我们白跑一趟明天再来之类的。看着“粮本”上的“已注册”三个章字，以及收据上龙飞凤舞的像医生药方那样的不可读的东西，我们觉得千恩万谢极了。
　　其实他们不过是尽了他们应尽的职责，我们获得了应得的服务。但我们两个仍好像是蒙受了大恩，白受了他们好处，陪着小心，自卑地接了粮本，从教务科退出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昆明同学就讷讷地说：“该五点了，上食堂排队去吧。”
　　他们的神圣之处，就在于知道章子在哪，而我们不知这个法门，所以活该当学生。
　　心情忧郁地离开主楼，一个学期就这样令人扫兴地开始了。
　　我想，这两个不学无术又假装正经的老师，把我们兴冲冲的学期伊始的调子，一下子搞得低沉了。这样对待全国各地前来寻找理想的杰出学子们，简直是犯罪。
　　好在，我们很快忘掉了他们的嘴脸。清华的学生终究是有自由的，除了班主任召集大伙念上头的文件外，其它并不真管。你尽可以迟睡晚起、逃课饮酒，可以找聪明美丽的女生谈恋爱，可以和扎西他们去做诗，可以到荷塘荒岛的夜里散步发神经，或者进北京城闲逛，没有限制的。
　　按清华的规定，一旦学生注册晚了，就要受处分，直到取消学生资格，因而不敢以身试法。而我刚到新泽西州立大学时，却是迟误了一周，但我去见管教务的老师Judy时，她似乎并没有要处分我的意思，也不像要批评我的样子。
　　在美国，即使真的要处理你，譬如决定罚你的款、开你的除或是打你的板子，施刑者也不会显出对你的不恭，更不会训斥，总之，不会让你感到难堪，因为他们觉得你已经因为这事（迟到啦，偷东西啦，性骚扰啦）够难堪的了。他们的工作，只是把处理决定通知你罢了，就完了。当然，我国领导批评起人来，也可以和颜悦色语重心长的，做你的思想工作，貌似平等，其实把你说的无地自容，他自己则仿佛十全十美的道德高者。美国人则只是说正确的作法应该怎样，你的作法是怎样，你导致后果和损失又是什么，只是论事情，并不要触及你的灵魂，类似“你思想意识上一贯不严格要求自己”“你脑子里只想自己方便，根本不考虑集体利益”，这些贬低你的思想和为人的话，是不会说的。美国人许是以为人生来就平等，一个人没有贬损另一个人的权力。你可以惩罚那犯错误的人，但不能羞辱贬低他。
　　所以Judy坐在她装修华美、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里，微笑地向我说：“我知道，你来晚了点，海关使馆的官僚们办手续一向拖拖拉拉，我们知道的。”她说完，便笑了笑。为了能让我感觉自在些，她居然主动替我寻找迟到的理由。
　　我于是就一下子放松了，眼睛也敢乱看了。只见她的办公室窗子挂了百叶窗帘，白亮干净，地毯的颜色和壁上的布纹装饰很相配，办公家具都精致且带现代化气息，桌上放着计算机、传真机、复印机。文件柜古香古色的，硬重的木质，带着温暖的光泽，不像国内的党政机关的铁皮文件柜，冷脸森森，铁石心肠。同时，她还摆了几件小玩艺儿，一把古琴，几只小篮子、小花瓶，还有她的小孩子画的儿童画订在墙上，以及她抱着孩子笑的照片，使这小小的办公室有了家庭的舒适祥和。
　　我偷看完毕，继续谈正事，问我应该选什么课，美国的课表像吃自助餐，可以随意搭配，所以不同课堂上，你遇见不同的同学，可以多交朋友。每课都有编号，课程编号从101到689，号越大越难学，如同酒的度数越大越难喝。你要想选高号的课，往往还得事先学过某个指定的低号课，所谓prerequisite 。每门课3个学分，要想合格毕业，得凑满49分，而且其中还必须覆盖几门指定必选的课程。有时候，你从一所学校学习一段时期，还可以转校到别处去，学分也随着你走，可以累积，就像离婚，可以带走原先的彩电、大衣橱、存款以及一部分儿女。
　　Judy告诉我说，按法律规定，我必须选够四门功课，否则我就触犯了移民大法，但做为第一学期，考虑到人地不熟，寂寞无主，法就又法外开恩，允许我少选一门，但要有系主任的许可签字。
　　于是Judy打印出一张申请表，上面有空格要填，我以为她一定要塞给我，叫我到一边抓耳挠腮去填写。但我错了，她却是客气地向我借我的护照之类的资料， 我忙给她，她参看着这些资料，替我来填表，然后请我在表底签个名就行了，多省事啊，并且她把需要签名的位置用笔画个叉子当标记，怕我签错地方。签罢，我以为她该吩咐我去找教主任大人求其签字了，然而她又竟不，而是自己巴巴地跑出去，不一会儿回来，上面已经有了系主任大人龙蛇狂舞的名字，一旁是我自己刚才的签字，相形之下，逊色多了：他的像抡板斧的李逵，我的像谷上蚤时迁。
　　公事办完，Judy照例又闲聊了几句家居闲话，等我辞别了她，她就立刻一头扑在计算机上聚精会神地猛忙起来——就像小偷看见保安人员一走，立刻扑在保险柜上一样－－她大约要把被我突然来访所占用的时间弥补回来。
　　我出了系的建筑楼，外面是弥漫视野的草坪和水泥的甬路－－虽然已是晚冬的郊野，并不见苍莽的野草和焦硬的裸土。发了一会呆，我就乘校车穿过几片密林，到管学生的楼里去注册。下了车，竟然迷了路。天降起零星的小雨，我打开校园地图，与眼前的草坪与楼，相互按图索骥。索了一会儿，仍然不得要领。因为美国的建筑，从来不在外面大肆张扬地挂着牌子，什么什么管理科，什么什么党委会，这样煞白的牌子是没有的。北京亚运村一带，一万里外就能望见的楼顶大字“北辰集团”，在这里也是没有的。美国的楼似乎都是无名氏，因而都像是从土地里自己长出来似的，与自然和谐一体，或者说就像动物（羚羊呀，虎啦，兔子啦，人啦），并不在脑门刻个名字，标明这是羚羊、虎和兔、人。
　　这里不得不罗嗦一下我在纽约的见闻。纽约，也是不会在脑门上刻字的，即使一百多层的大楼，其名字也不过在一层的门楣，茶杯口大的字，如同油画师的签名，只在不显眼的画布下角，而我国的楼的名字，如同画师工笔精描了一张仕女美人的脸，然后在她脑袋顶上，用大字劈头盖脸地写上道：“西施”。
　　我国城市铺天盖地的汉文字招牌，像平静的水面上飘满横七竖八的废纸，颇煞风景。但这仪仗就如同关羽“汉寿亭侯－－关某”的大旗，是无论如何不可省去的。而纽约却偃旗息鼓，街宇寂寞得很。没了文字的飞短流长，城市也不显得人声鼎沸，纽约如同一个人迹罕至的混凝土陌生丛林，倒也给人一种异样的别致，清楚也齐整。入夜，则灯火万千，如同燃着了高高的蜂窝，一树树地耸立在丛林里，被深邃的无穷黑宇衬着，似乎有话要说，却让我揣测不着。
　　从城市的收拢亦或张扬上，我便发现大约美国珍贵privacy，而我们看重人前人后，所以我们扎堆而爱热闹，他们则独立，他们以为个人的活法无须照顾到别人的颐指气使，只凭自己适意罢了，没必要搞人前显胜和无谓虚荣。美国的富人过着寂静乃至隐居式的生活，并不像我国南北大款们非要花钱买乐、招摇过市才好。所以在美国，不怕你穷，你穿破衣带洞的，也没人笑话你。
　　美国人是遇上了甜头，并不张扬取胜，而我们是遇到了苦了，自己吃了，倒也并不张扬。
　　回到原来的话题，我在校园微雨的上午，辞别了Judy，欲往学生管理楼去注册，因为迷了路，正在希望“逢着一个打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姑娘”，满头雾水之际，忽然一辆小轿车开过去，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倒车回来，一个连鬓胡子的大汉出车奔近我，乍看，很像美国暴力录像上的坏人，肚子上刺青的。我想，坏了，他一定是看见我踩在草坪上，要来罚我款的了，－－直至取消我的学籍。
　　可是，他问我道：“Are you lost?”（你迷路了，是吗？）
　　我说是的。
　　然后我就等他把话题转到罚我款的正文上来。然而他说：“你要去哪里？兴许我知道。”我就说了，他想了会儿，给我指明了方向，然后上车走了。
　　我为这个不为名不为色的美国青年很感动。我原以为在美国是尽量不求人，然而当你真的不得不去麻烦美国人时，他们是会兴高采烈地来帮忙的，如同愚公移山的小男孩那样天真地“跳往助之”。这种“助之”也就不求回报，不是你帮我出厂价购买一百斤补药，我才帮你女朋友的男爸爸找份传达室的体面工作，美名曰投桃报李，不是的。
　　于是我得了方向，就在雨中徒步再行，找到管注册的所在，是个很大的厅堂，门口横着一条桌子，门外是一行排队的美国学生，那格局，有点像公园门口卖票的。我于是站在队尾，观察敌情。只见桌子上面教工正和一个女生办理什么，队列的下一个人，立在他们两米外等着，并不凑上去。我想，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一米线”吧。等那女学生办完离去，下一个人仍然不凑上去，而是等着教工把扫尾手续弄完，抬头喊他“Can I help you.”他才说声“Yes，”紧走几步，跃过两米的空地到桌边去。而他再后面的人，也依旧在两米外等。
　　这固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的伟大文明古国里同样的大学生，因为脾气好，有涵养，所以不怕食堂里被人挤，于是竟也不需要实行这样的礼让。但在几十年以前的古代，我国读书人于公众场合，是一定要互相揖让的，落座的先后次序，落座的上下位置，进门，出门，谁先捧茶，谁后说话，处处都要揖让好半天，论定年龄和道德学问上的浅幼高低之后，才依序坐来的。这种习惯延续了两千年，后来鲁大先生和他的好朋友们认为这是礼教，是吃人的东西，于是就把它革掉了。革掉不久，市风并没有回升，青年也没有进化，鲁迅只好失望地说：现在的青年太不良，比十几年前还不如！
　　一边排队等着注册，一边这样乱想，等排到我了，我被叫上去，告诉她我的系别、姓名，要选的三门课的代号。我报我名字写法时，“Z”总是念不准，她听上去像V像G又像J，像雾像雨又像风，经我伸手比划，她说：“zebra的z?”（长颈鹿：zebra），我方才高兴地点头，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我的护照突然找不见了。
　　护照是需要的，验明正身用，正在惶急，电话铃响，是刚才我们的Judy打来，问我在不在这里，Judy说，我的护照落在刚才她办公室了，她又想自己开车，把我的护照亲自送过来，我觉得很是不忍，但不想把注册的事拖到明天，于是就答应了。
　　十分钟后，Judy兴高采烈地“跳往助之”了，见到我，兴奋地打招呼，放下护照，愉快地交谈几句就离开了，始终不露出一点受了麻烦的劳累之态，以免让我看见会心里过意不去。看着她远走，我真希望自己能进地狱，好把天堂的名额多空出一些，增大她将来去天堂的机会。
　　女教工发给我一张白色塑料卡片，上面有我的学生号，这就是我的I.D.，背面印有条形码，可以去图书馆凭证借书，我问，一次可以最多借多少本，她回答说，一次最多借两百五十本，半年之内还。我一听，惊得直瞪眼睛，心想我不是在做梦吧。
　　然后她把我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又指导我去交钱。我去了出纳办公室，小窗口里的人问：“你好吗？”我说：“好”。然后她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名字，名字下面是我选的课和应付的钱，每门课大约一千二百美元，再加上校园维护、机房使用、医疗保险等杂费，又是四五百。我如数数出一大把美钞，递进去，看看自己钱包扁得没油水的鸭子嘴了，辛酸得就像一个交租子的佃户。
　　她用荧光笔在每张百元大钞上一划，笔迹都没有变色，证明我的钱是真钞。用不多久，笔迹又可以从钱上自行褪净。
　　钱交割完毕，所谓的注册，所谓的武松都头签到画卯，也就算完成了，后来我才知道，注册也可以通过电话完成，拨通一个号码，里面有机器人的声音自动提示，你输入自己的身份，再输入课程号码，就算完事了。你也可以从计算机上网，把选课内容输进去。不久，学校的计算机生成帐单给你寄来，你把支票寄去，就算是交了学费了。
　　你也可以分期付款，拖上一两个月。
　　要询问考试成绩，也可以拨动某个电话号码，输入课号和密码，电话里就会有机器人的声音告诉你。或是上网去查也行。总之，关于每个学生的一切信息，包括他当年申请入学上交过的每份资料都巨细无遗地存在计算机里，一目了然，学校的不同机构因此可以调看，提高管理效率，学生也不用老往办公室跑，节省出宝贵的时间可以多去泡酒吧和谈情说爱，也省了好些鞋底子，虽然电话费要上升几毛。
　　9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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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起的早不一定捡的着好粪
　　向荣兄，
　　上回你信里问起这边有没有其它国家的学生。有是有的，印度来的不少，脸色黝黑，不与人接触，女子的眼睛和脑门往往都像佛爷，大约佛爷原本也是照印度群众的样子塑的。 据说印度总有一千多种语言，没有统一官话，所以英语倒用得比较多，也比较好；还有些学生也很可观，头上缠着大包裹，像个大贝类，兴许是阿拉伯人，阿里巴巴之类的，远远看过去，甚嚣。还有韩国人，方头方腮，脸上很平，像把铁锨，使人想起板门店的板。欧洲来的也比比皆是，看不出哪一国人，德、法、罗马尼亚都有，身上总有许多毛。
　　跟我接触多一点的是台湾学生。
　　台湾学生，于图书馆或停车场，三三两两而走着，着实不少。他们大多细皮嫩肉，举止窈窕，人物考究，都是琼瑶小说里的君子淑女那样，属于富家养的小动物，如小白兔、小花猫之类的；而大陆来的学生多是苦寒发奋之士，或者像我这样的落魄无路青年，因而胡子茬了了草草，理也理不齐，春风吹又生，绝似野生动物--如剌猬、夜猫子之类，衣服也不成型，杂有城乡气像。但我辈也并不以此为意！所谓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其实美国师生也都衣着随便地很，都穿布夹克和运动鞋（叫Sneaker，蹑手蹑脚的意思，因为它行走无声的缘因），天热起来他们就穿T恤衫和短裤。有一次一个美国女子和我站在青春密集的青草坡上说话，她站累了，"最喜小儿无赖"起来，就把鞋子脱了拎在手里，赤着脚讲话，很是不拘一格，倒是我这样长衣长裤、男女之大防守得紧严的，显得土了。
　　她的鞋底很厚，叫所谓"platform shoes"，直译过来是"月台鞋子"，可见它的厚了，像我国戏台上的高底白靴。美国女孩不爱穿那种小细跟的高跟皮鞋，因为不舒适。
　　台湾学生我认识的几个，都是天真单纯，也乐于助人，但他们的集体，却不知中了什么魔障，宁要自称是Taiwanese，要和大陆的Chinese区分开，还有的贴出启示，招呼他们自家人开会，来集体捍卫这头衔－－这实在是并不高明，也无新意。
　　不久，我们和那几个天真单纯的台湾同学在中餐馆吃饭，座上一人问他们："你们教科书里的近代史是怎样讲的？"
　　座上一台湾小伙，人才标志如小虎队员似的，脱口而出对答说："毛匪泽东！"
　　我们一惊，剑拔弩张、停杯投箸，不能食了。但随即发现他表情中并无恶意，只是天真地回问我们："你们呢？"
　　我说："我们就大度的多，电影里管他叫蒋委员长。我小时候电影里还常抓台湾特务，老实从宽，死硬从严。上上下下，气氛搞得特紧张，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爸我妈。"
　　"我们台湾也讲大陆派来的特务哩！"
　　"是吗？"我说，"他们接头是唱梦驼铃那歌吗？当做暗号。"
　　他狐疑了一下，说："没有耶，我们也都唱这个歌。"
　　"唔！"我说，"那恐怕是你们警察局为了迷惑对方，所以才发动老百姓都唱这个歌，对方也就不知道找谁接头了。"
　　"是吗？......"他吃惊地打开嘴巴，忘记了嘴里面的炒饭。
　　就像北京人一开口就爱讲"我觉得，我觉得"或是"就是说，就是说"，台湾学生常冒出来的话是"还好啦，还好啦"以及"真的是，真的是"。比如"真的是很酷"、"真的是很香"之类。
　　不软城中餐馆里的炒饭，大约就属"真的是很香"之列。
　　这边的中餐馆，比起国内同行，真是受气包一样。猫额大的门脸，钻进去看 ，头顶上飘着几架黑暗暗的电扇叶子，厨房的油气滋呀滋地就在柜台后面，只隔半条门帘，或是干脆不隔。大师傅和收银的操湖广口音的女老板娘并肩立着各司其职。做出菜里都是大肉，所谓踊贵履贱，这里肉贱菜贵，所以吃的时候，要在一盘肉里找菜吃。肉的做法很是匪夷所思，常把厚肉片包上淀粉过油炸了，炸了也罢，不料还要再用水泡软，这才加上椰花菜，和肉强扭在一起，吃起来嘴里淡出个鸟来，一滴菜汤也没有。倘使就这样供应，也还不算天良丧尽，最不可思议是，菜和饭要混在一碗端上来，像搅拌混凝土砂浆一样，让肉团、胡萝卜丁、椰花菜和米粒，混成一个大绣球的联邦，再端上桌吃。全美中餐馆做菜都是这个精神，而这个精神在国内，只用来处理剩饭剩菜。我因为不堪其折磨，就点煮面条，不料面条也是亦步亦趋，把米粉一炸，炸干巴了，再放开水里泡，泡软了，端给客人，另将几片蘑菇、菜心貌合神离地盖在顶上，或者是虾子－－虾子便宜。这简直是对待犯人，而且一份居然卖六元钱，吃毕还要搁桌上一块小费，否则下回再来，女老板娘就会不带劲你。这样的餐馆生意竟兴旺地紧，不光美国人喜欢，各族的世界人民都喜欢，犹太人、黑人、南美人和穿鱼皮的爱斯基摩人，都是排队的常客。唯独餐馆自己人肚里雪亮，开饭的时候，大师傅和喂他（waiter）都不吃那柜上现卖着的，而是重新另做，照国内家常的做法，香喷喷地，在后头偷着吃偷着乐。
　　我因为这种地方既费且不惠，所以鲜能来吃，吃也不吃米饭，因为大凡人间的米饭，总是要有一点粘性才好，有点粘性，才符合儒家的哲学－－我总觉得所谓儒家就是要吃糯米饭。这里的米饭却离经叛道，成心要做得像枪子儿一样，一旦蒸得粘了，就要倒掉仍了－－因为美国人牙齿好，爱嚼硬的。美国牙医业健全，因而美国人牙齿整齐雪白，开口一笑，白花花的满口银子一样，一颗一颗的， 排列严整，像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们一声立正之后，站成的一排胶鞋一样－－不好，不好，把美国人民的牙齿比喻成这样不好。
　　虽然美国的中餐馆这样不中用，却是中国人挣钱的好去处，一个饭馆无论多不成体统，总是得有一个喂他（waiter），由男女青年充当，穿白衬衣、黑裤子，手里捧着一个叫"卖妞（menu）"的饭折子。客人们由领座员从门口迎进来，捡合适的座位坐下，喂他就乔模乔样、假装正经地躬身上来，捧出饭折子，伺侯客人点菜。客人们也仿佛受了尊敬和扶侍，不论一直如何在社会受气，此刻也仿佛入了上流、受人伺侯了。客人们谦让一番，让同来的女客先点，女客倘是大嫂，就叫叫闹闹，甚嚣，且尘上，点了半天却也是些土豆鸡蛋之类，阔气的东道地主心一横，最后添上个大鱼大虾收尾，或是一只龙虾也有可能。这边的龙虾不是奢侈难得之物，生买的话，排骨两三块钱一磅，龙虾是八九块钱一磅，这样算来，一只一尺半长活生生的、五官俱全的大龙虾，四十美元也就够了。酱油一瓶两美元，大约一只龙虾相当于二十瓶酱油的价吧，或者三十根猪肋条。而一本教科书也要卖七八十美元呢，汽车加一次油是十四五美元。－－龙虾、大哥大和大款，在国内一度是对当代市民百姓打击得最厉害的三个汉词，大约来到美国，可以稍稍扬眉吐气一点儿。先秦老子说的为政之道是"不贵难得之物"，以免民风竞奢，弄奸取巧，大约在老子艳羡的上古社会里，龙虾也是不贵的吧。
　　点了扬眉吐气的龙虾，喂他先生就把记好的单子交给bus-boy 或bus-girl，这boy或girl就风风火火，巴士车一样跑着，把单子交到后头。不一会儿，喂他先生（waiter）唱个肥喏，单臂托了木盘，上面三碗面条土豆，一盆璀璨龙虾，从桌子之间分花拂柳而来，放下之后，客人们大快朵颐，乐不拢嘴，自不必说。那bus-boy、bus-girl则鼓着嘴，一言不发守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看着。等客人饭罢鸟散之后，bus-boy和girl就饿狼一样扑向桌子的剩饭、剩盘子，施个障眼法，不眨眼功夫，盘子碗子撂成一抱在怀里，顺便腾出一手拿抹布往桌上一抹，放开脚叉子又风风火火往厨房里跑。据说老板给他们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规定了时间限制，跑进厨房的门和跑出厨房的门也是彼此分开的，以免跑个满怀，两个bus撞个人仰马翻，热汤、剩碗泼个满脸。
　　这bus-boy和bus-girl是餐馆里最命苦的，专干最脏最无聊的活，收碗刷地择菜叶，不需要什么手艺，能快能跑就行，有的西餐馆里还给他们穿上旱冰鞋，相当于哪吒登上风火轮，就更风风火火了，也就更像bus了。这种职业一小时在美国东北部是四至五美元，多是些雄纠纠气昂昂刚来美国的踌躇满志的大陆学生充当，假期里面他们全日制工作，一般月薪一千二左右，每周六天，每天十一小时，吃住免费就在店里，这样也等于省下三四百元开销。暑假三个半月，不去吃喝嫖赌的话，可以攒出下一学期的学费，但三个半月的煎熬和洗脑，也足以让他或她把上一学期的所学全部忘掉。
　　喂他先生（Waiter）的运气就好得多，客人用毕饭，临走时还要另外放下相当于帐单总额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小费在桌子上，用以孝敬喂他。合小费在内，一月可挣两千五至四千不等。bus-boy、bus-girl们受罪日久，就可以化蝉升为喂他，相当于媳妇升为婆婆，从此干得都是人前人后的体面活计了，但要熟记各种菜的配料及其价钱，以备客人询问，相当于皇上的殿前侍读，同时还得会几句英语，"Here you go!"之类，纽约书店里有餐馆英语的书藉出卖，不会的人可以学。
　　餐馆里的职位,还有大厨，一月也在两三千之间，但要吃油烟子气，似乎于肺和皮肤不好；又有收银，适合学生做，暑期一月也可以两千，但要记那些个劳什子的菜价，于脑子是不好的。还有送外卖，二千以上，但要有汽车才行，但开开停停，很耗车子。前边说过的领坐员，最是轻松，不吃油烟也不记菜价，但收入也少，属于想挣点钱又怕把手弄脏的人干的。
　　兄弟年初到新泽西州的不软城读书，盛逢学期伊始，学生毕集，小城里不多的几个中餐馆，都有中国学生在其中供职了－－答应上司，侍侯顾客，骄傲得很－－好似在美国刷盘子，刷的就不是盘子，而是皇上的玉玺什么的了。我去吃饭，因为不懂规矩，就颇受这同胞的白脸和抢白。大约虽是中餐，但都是港式，该什么饭搭配什么菜什么汤，我却不晓得，菜的名目也全是花红柳绿的词眼，看不出实际的内容，如同古人青楼上的妓女们的名单－－都是翠红、袖姻之类的，从字面也猜不出三围的尺寸如许。总之，我从前北京点菜的经验都用不上，欲问，那学生就露出不屑的样子，看出我是刚来美国的，又一回忆他自己初到时的窘样，立刻恨我的存在提示了他那不美好的回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仿佛我的存在是揭了他从前的短，因而更加仇恨我了，所以就薄待我这类上帝，拼命多给他小费来贿赂，也不奏效。我方才明白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为什么要把那些曾经一起要饭、造反、闯江山的同伙们急着杀掉才后快。人是怕被知道从前的窘贱旧事的。
　　大约同是这样原因吧，初到美国就没有什么中国学生来理我，如有见我的，则一定要托大，装成无所不知，即使我说出一句对话，但凡是关于美国的，他也一定要挑我的错，仿佛美国是他们家的，不经他的允许就不许我说。
　　承蒙这些无所不知的学生的提醒我说：我到校得太迟，附近中餐馆里的肥缺都被足捷的人们先蹬了，机会是没有了，然而校园里的"问题是"（Wendy''s）店还在招人哩。这是一个美国有名快餐连锁店，如同麦当劳一样的建设。我穿戴齐全，心情不定地去应聘，担心他们不收中国学生。这也是一般事实，中国人都只是在中餐馆里谋事的。问题是店的一个叫Bob的美国小伙接待了我，过了一周，他打电话告诉录用，我放下电话，心中舒出一口气来，对那些早早地把不软城的中餐馆占满的打工学生们恶狠狠地说道："哼！起得早不一定拣得着好粪。"
　　98．10．26

7 同是天涯烙饼人
　　向荣兄台，
　　我初到“问题是”（Wendy''s）店来打工时，接待我的是一个白人女经理，名字叫麻沸散（Mafosy），面孔倒是瑰丽的，尤其侧面看去，惠而有色，倘使笑，也是可以让人麻醉的，只是为油气所钟，额上总隐约冒着轻汗，美中不足是店小地狭，她就如同站笼里的肥鸡一样，把下身站得松弛肥胖了。
　　第一天上班，麻沸散就把我的“兵器”交给我，是一件小火铲，桃叶形，攥在手里不知怎么用，许是要让我砌墙。
　　她领我到一个大铁箱子旁，上置铁板，如镇关西郑屠铺子上的那张吧。她对我说：“取出一块肉”。
　　我就猫腰从柜里取出手帕大小血红一张生肉饼，方的，心想这不是人肉吧。
　　她说：“放在Grill上。”我便不知所措，猜想肉通常都可以放在什么上。她便抢过肉，啪地贴饼子一样摊在铁板上，“这铁板子， 烧的滚烫的， 就是Grill。”她说。
　　我一听，啊！Grill，烤肉架嘛！GRE单词呀，原来是这么大个儿呀。以前我背单词的时候，想像的烤肉架是一个类同鞋架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将肉像鞋一样放上去。
　　生肉放上，不一会儿就开始冒油，麻沸散眼疾手快，用小火铲把肉体各拍一角，又啪地把肉一翻个，“一见肉sizzle，你就flip”，肉一冒泡就翻个儿，好嘛，又是两个单词，烙一个饼而学三个GRE单词，颜回“问一而得三”，合算合算。于是我就在肉板上孜孜不倦地烙起肉来，这是在上肉的酷刑呐——像拷打俘虏。一边也是烤我自己，温火烤着，慢慢地，我就香了熟了。
　　我们“问题是”的人工作起来官兵平等，麻沸散的岗位是烤肉架边上的油盐菜叶桌，负责把面包、酱、菜叶和我“拷打”熟了的肉放在一起，包成一个汉堡包，交给柜台上。柜台上唱喏的是黑人大妈，她极肥，有所谓：胸前三尺，臀后三尺，轴径又三尺，把个本就狭小的前台挤得晃晃悠悠，倘一转身，就地动山摇，灵敏一点儿的地震仪从中国都能测得出反应。她一般是一手放在收银机上，一手压在话筒上，客人们排着队，她就重复客人的话，通过话筒，报告我们客人的需求，我们后面就赶紧准备，要用多少酱，什么样的酱，多少面包，什么样的面包，多少片肉，什么样的肉，每个汉堡都是量体裁衣，适合客人个性要求。有时候她唱诺唱得快活了，就会手舞足蹈起来，拉着话筒，咧开嘴，咿咿呀呀老旦一样唱起民歌来，她的满头上拧满了细小的辫子，怕是有三十几条，像是挂历卷成的门帘子，从一头黑火山上万条垂下。
　　她因为肥，就有很多苦恼，有一次她喊我去抱水池的铁盆。她拍拍自己“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肚子，示意她是无法双手合拢于肚前抱盆的。想不到人肚一肥，就娇嫩了。
　　我后来的印像里她就是站在油盐桌子旁边，一手捏着面包片儿，下巴使劲收着，以求眼睛可以越过胸腹的妨碍，看见手心上的面包，然后她悠长地像打呼噜一样地喊：“An──，Single──，”意思是叫我送上一片肉。喊An──是在喊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安德鲁(Andrew)，她只肯花气力喊出前头一小段，大约在前台唱过诺的人都喜欢省字，如同我国喊“谁的肠子，谁的下水，谁的肝尖儿……”一样。她托长了腔，一唱三叹似，而当她喊“An——”，我就想起天安门了什么的。
　　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工作服，经理麻沸散给预备了统一的汗衫和小帽，印着“问题是”的字样，要我换上。我怕这汗衫不是新的，更不喜欢他是被黑人张飞同志曾经穿过的，就选折衷办法，把我自己的衬衫穿在里头，张飞的穿在外头——仿佛关羽把长兄刘备送的旧袍子衬在里头，外边再披上曹操送的新袍子。
　　这行头穿戴停当，一照镜子，发现自家的衬衫露在了麻沸散给的旧汗衫之外了，仿佛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支长袖出墙来。麻沸散就叫我把袖子tuck起来，我不懂，她就示范性地在自己的光胳膊上做卷袖子的动作，并且向我胳膊走过来，帮我弄，很温柔地。这时我忽然想，当初关公刮骨疗毒的时候，涂点儿麻沸散就不疼了。
　　一天早上，我正哭丧着脸在“问题是”店里烙饼，看见一位南美洲青年厨子，宽腮横眉、唇阔黄肤，肚上捆着围裙，向我走过来。因为是五短身材、四肢紧凑，他捆在围裙里就像一个好糯米包成的粽子，结实而暄腾。
　　他对我一咧腮，说：“你炒！”我一愣，想不到这个家伙会讲中国话。我忙回答：“我不炒，我烙。”并且举起小铲子向他幅原辽阔的腮脸前一晃。
　　他一愣，又说：“你炒！你炒！”
　　我终于顿悟了，忙施礼说：“你早！你早！”他这才得意地往火炉子那边去装糕饼去了。
　　我们“问题是”在店坐东朝西，而另一家比萨饼店坐东朝北，两店同在丹顶猴（Dinning hall 学生大食堂）服务，因而两店是坐在了一起，共用一个臀。这位会讲汉语的南美洲伙计，就是在这比萨饼糕饼店里当伙计，他们的产品比我们的花样多，糕饼们一出炉子，又香又甜，名字也叫不出，花花绿绿，十分热闹，像地主家里开饭。我们却只有类似麦当劳的那些家什，不需要手艺，有把子蛮力气就行了。
　　不久，火炉子里的糕饼快好了，冒出甜气，报时的表也叽叽地响，他闻了声，就攥着裆下的围裙过去开炉，然后一边拣热饼，一边就唱，我听了一会儿他的唱，才发现他又是在用汉话唱歌，他唱的是我们八十年代的歌，共会两句，反反复复地：“想说爱~~~你──，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就把他叫过来，问他是从哪儿学得官话。
　　这个墨西哥青年翻了半天眼睛，支支吾吾地用汉语道，是他以前工作的中餐馆里，跟大师傅学的。我便赞许地点头，孔子六十而学易，苇编三绝，好学永远未晚矣。这时候，一个年岁要更长些，个子更高大，和他同是糕饼店的大伙计，模样凶恶，像是神话里的蚩尤，讷讷地，眼睛呆愣愣地，也走来听我们说话了。但是，当“蚩尤”闻见火炉子里的香气，就欢喜了，“吁吁”地吸纳起来，如同当年向黄帝放迷雾一样，胡子茬一鼓一落地，肥厚的嘴唇一张一龛，闪出里层红星星的肉。
　　墨西哥伙计勾着一个指头指了一下这大马一样吸气的“蚩尤”，偷笑着用汉语说：“神经病！”
　　我立刻忍不住也笑。
　　大马一样的“蚩尤”知道是在说他，但又不懂官话，就急急地询问我：“what''s 习星病？This guy knows Chinese？”
　　我说：“Yes, he can speak a little bit of Chinese.”
　　“What''s习星病？”
　　我一急，又笑，不知怎么答好，就告诉他：“习星病means good friend。”
　　“蚩尤”似信似疑地点头，孟获高兴得不得了，大幕似的嘴一直拉到台柱尽头，闪出无限的钟乳石牙齿。
　　随后他就这样丧心病狂地乐着去拿炉里的糕饼，一不小心把接饼的盆子打翻在地，饼们四散逃跑，把他吓了一跳，仓惶去捡。
　　“蚩尤”攒起螺号似的厚嘴，喷一口气，对弯腰捡饼的他，狠狠地说：“──习星病！”
　　我在一旁哈哈大笑。
　　这位墨西哥伙计后来告诉我说，他到美国来是走了三天山路，从境上过来，没人阻拦，同行的还有他老婆。通往美国的鸟道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多少英雄在GRE战场上滚打都近身不得，唯有他和夫人雄姿英发，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
　　他到了美国，热心于餐馆事业。据说他扑在餐馆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他先后在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法国人、泰国人、墨西哥人、美国人等国人的店里服役，熟悉各国餐具的洗涤方法，会用八国语言说“谢谢”、“欢迎再来”和“这个盘子不是我打碎的”以及“大虾不是我偷吃的”。据说他的理想，就是希望美国卫生部能用他的名字命名一种大众菜──如同东坡肘子一样──命名个“债客白斩鸡”什么的——他的名字叫Jack。
　　我问他业余时间干什么，他说看电视、睡觉。我说为什么不做一些为人民有意义的事，比如斗私批修。我告诉他在我们国家的从前，斗私批修是很时髦的。他回答说他老啦，没有太大理想啦啦，舒舒坦坦过日子就行啦。我想他是被资本主义大毒草毒害得太深了。
　　其实Jack是英文名，他原是有墨西哥的名字的，写起来是Mustafa，我把它念做“目色挞伐”，听上去匪夷所思。这个叫“目色挞伐”的家伙，团肩坠臀、圆喙高颡，到有点像我国古代的鞑子，名字也像。其实，有人考证，南美洲人是亚洲北方部落从白令海峡在几万年前泅渡过去的，是亚洲的同种。
　　我们的同种“目色挞伐”，是热爱劳动的。他是司油锅的，有时候也干杂役：倒垃圾、烤面包，勤快得像祥林嫂一样。他也指导我烙饼。
　　烙饼需要文化素养，懂得航海知识更佳，因为饼浮在烤架的油上，就像趴着一列列军舰，如何调度饼的先熟后熟，旅进旅退，翻个拍打，需要借助先进的拓扑学知识。“目色挞伐”每见我在航海图上忙得不可开交，就来帮助我，帮我撕包装纸，布置军航什么的。是我很感激他，并且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还教我如何打扫战场——亦即擦洗烤架，这过程就像给新杀好的死猪刮皮——要用铁刷子刮烤架，有时我刮错了方向，他就立刻制止我，说要顺着铁的纹理刮。想不到铁长这么大也是本着逻辑的。刮过的部分要用干净的布盖上，避免氧化，最后再给铁喷一次香油泡沫，直到铁板出落得镜子一样明可鉴人。每天都要这么清理一次，仿佛第二天就关门不营业了。
　　我们店里还有一个黑人“李奎”，是个惹事生非的角色，干起活来像电影放慢镜头，可是一等我们“麻沸散”经理离开，他就活过来了，兴奋得呲牙咧嘴，不时尖叫，像个战斗中的猩猩。随后，他就会跳一段黑人摇滚似的东西，嘴里噼噼叭叭地说唱，浑身抖得像个筛子。我问过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在一个公共图书馆里理书。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干些办公室的工作。他说他懒，有一点儿工资就行了，而且他没念多少书，怕去办公室。
　　一次，这个黑人“李奎”躲在一块板子后面像妇女画眉一样磨磨蹭蹭地擦盘子，我走过去喝水——我们喝水是要在板子后面的，不能让顾客看见，大约顾客一看见我们喝水，就会联想到水进入我们体内之后的旅行，于是不想再吃饭了。
　　李奎擦着盘子，对我说：“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为什么要怕，我们都是阶级兄弟。”
　　他说：“别人都怕我。你为什么不怕？”
　　然后他又说没钱吃饭了，如果我给他三块钱，他下星期一发工钱就还。
　　我说你不用还，我用三块钱请你吃饭。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说我是个男子汉。
　　以后每天见面，李奎就要向我借二十块钱或要求我再请他吃一次饭：“Man,”他说，“yon give me 20 bucks, my mum doesn''t give me money.” 我说：“你妈不给你钱，你找你爸要去，别找我。”缠的久了，就又给李奎弄去了几块钱。后来一段时间，李奎就见不到了，我还很想他，过了几天，仍不见，我以为他是去投梁山去了，就问我的好朋友“目色挞伐”：“为什么李奎不来上班了呢，他还欠我八块钱和一顿饭呢？”
　　“目色挞伐”说：“他去监狱里了。”一边继续擦他的铁，好像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似的，好像说：“他去倒垃圾去了”那么平常。
　　又过一段时间，连我也离开“问题是”快餐店了，不再去上班了，有时还打电话去问最后一周的薪水支票，后来问也懒得问了。倒是再后来我又一次遇见了好朋友“目色挞伐”，当时我正在不软城的火车站里准备到哎唷森小镇去，我才知道他也不再在“问题是”干了。
　　当时，“目色挞伐”正穿着一件摇滚青年穿的破烂衣裳，后摆拖到半裆，头上戴个“一把抓”的绒线帽子，冷着脸在站台上走，向那些坐在长椅上的候车乘客，弯下腰去说些什么，对方往往摆摆头或摆摆手。
　　我对他喊：“Mustafa——”。
　　他一下认出了我，高兴地走过来说：“Hi, Man……”
　　我们握完手他问我要去哪儿，我告诉了他我要去哪儿，这时铃声响了，随后听见火车入站的摇铃声。叮当——叮当，挂在车厢下盘的铜铃。
　　他说：“去哎唷森的车？”
　　我说是。
　　他说车票得不少钱呐。
　　我说是。
　　他说：“Hi, man──，你有没有五毛钱？就五毛。”
　　我先一怔，但立刻又恢复了：“你妈妈也不给你钱了？”我笑着想，随后掏出一个一块的纸币交给他，他立刻从口袋里摸出五毛钱要找给我──盗亦有道。我笑着说：“不必了，一块都是你的了。”他高兴地和我握手告辞──所谓告辞，当然也不会走远，仍是勾留在站台一带。同时，他又说我是个男子汉。
　　我是了男子汉之后，上了“得不少钱”的火车，心里先是一个黯然，我是把“目色挞伐”当朋友看待的呀。
　　但然后我也就不黯然了，因为火车站的站台就相当于“目色挞伐”新换的工作，每天八小时，风雨无阻，更不迟到早退。每人五毛，干得勤快，一天办成100人，也是50块啦，比在“问题是”强。
　　我说过，他是个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人，公私分得清楚，在工作岗位上就得办公事，遇上私友也不能例外，对我不徇私情是正确的。看来我还要继续斗私批修。
　　别离了在不软城火车站落草为寇的“目色挞伐”，我去了现今的哎唷森就一直还没回去过，有时也会想起“问题是”店，也不知是谁接替了我的烙饼工作，我穿过的汗衫也不知又穿在了谁的身上。
　　忘了是哪个哲人说过：个人确会灭亡，烙饼必将胜利。
　　199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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